这些杂志上的“歌谣”类栏目清晰地表现出对《新小说》“杂歌谣”栏和《绣像小说》“时调唱歌”的继承。例如，《振华五日大事记》和《中外小说林》等杂志上刊载的大量“粤讴”作品，就是对《新小说》的继承。再如，《杭州白话报》在1901年创刊时并没有“歌谣”类栏目。类似“歌谣”的作品，如第1、2号上的《大家想想歌》、第2年第1号的《学堂乐》、第2年第4期的《醒国民曲》，尤其是第5-15期上许多以“唱……”为标题的作品--《唱团匪认祖家》、《唱御驾到西安》、《唱读书人真不了》、《唱做官人真不了》、《唱团匪闹京城》、《唱商贾大艰难》--都收录在“杂文”栏目中。等到《新小说》出刊，《杭州白话报》不但转载了上面的《出军歌》和《洋大人》两篇作品，名之为“杂歌谣”或“新歌谣”，而且受其启发，还开辟出“新弹词”栏和“歌谣”栏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宁波白话报》在改良后，“歌谣”栏中除收录了近代学堂乐歌的代表作品《马蚁》外，其他全是“时调唱歌”类的作品：《缠足叹（十送郎调）》、《戒烟五更调》、《象山不缠足会吴歌（仿十二月花名体）》、《农人悔赌（摊黄）》和《望江南（戒缠足也）》。作品的内容也非常集中：戒缠足、戒烟、悔赌，都是“时调唱歌”惯常表现的主题。《江苏白话报》则更为有趣，甲辰年（1904年）第1期上标注为“时调唱歌”的《花名山歌（劝你们不要相信烧香念佛）》竟然隶属于“小说”栏，反映出该刊编辑与梁启超对《新小说》“杂歌谣”栏定位的契合。
一份报刊为求内容丰富，在适合自己定位的情况下，常常试图涵盖尽可能多的报章栏目。而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艺术品种，必然在编辑者的考虑之列。但是，白话报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定位，必然使得编辑者舍弃“文人化”的诗词，而取“歌谣”性质的作品。如《安徽俗话报》名其栏目为“诗词”，不过其作品却不怎么“阳春白雪”，而是更多带有“杂歌谣”的气质。栏目中不但转载了《绣像小说》“时调唱歌”中“讴歌变俗人”（李伯元）的《送郎君（悲北事也）》（第1期）和“天地寄庐主人”（李伯元）的《戒吸鸦片歌（仿梳妆台五更体）》（第9期），而且还刊载了许多“俗曲新唱”类作品。如第1期的《叹五更（伤国事也）》、《醉东江（愤时俗也）》、《送郎君（悲北事也）》，第4期的《十杯酒（讥苛税也）》，第6期的《从军行（仿十送郎调）》，第7期的《十二月写郎--梳妆台调》，第9期的《戒吸鸦片歌（仿梳妆台五更体）》，第10期的《叹十声（仿烟花调）》，第14期的《祝国歌（仿鲜花调）》等。与《安徽俗话报》类似的还有《第一晋话报》的“词曲”栏。在目前可见的刊物中，“词曲”栏下刊载了两篇作品：《天足会歌》未标明演唱的情况，但《兄弟从军歌》却清楚地标明了使用“十二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