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渴望一位人生导师的指点与陪伴，也许是家人、老师、朋友或同事；一个年长、耐心、睿智的人，理解你的孤独与迷茫的人，帮助你去真正地体验世界，教会你怎样与失败和彷徨共处，为你在迷失方向时指点迷津。
米奇•阿尔博姆是幸运的，他找到了自己的“教练”——莫里•施瓦茨。他是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在大学时，曾给予过他许多思想的教授。米奇毕业十五年后的一天，偶然得知莫里•施瓦茨罹患肌萎性侧索硬化，来日无多。这时老教授所感受到的不是对生命即将离去的恐惧，而是希望把自己许多年来思考的一些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星期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这些谈话记录下来，把这件珍贵的礼物送给全世界的读者。
在*后的十四个星期里，米奇每星期二都飞越七百英里到老人那儿上课。在这十四堂课中，他们聊到了人生的许多组成部分，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与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这段“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仅让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得到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也为全球数以万计的读者带去了震撼与感动。

《相约星期二》后记
二十周年纪念版

    我确实去了莫里的墓地。
    事实上，我去过很多次。起初我是为了履行诺言。后来，是为了保持联系。人有时候对造访逝者感到厌倦。但我在老教授生前已经和他失联过一次。
    我不想在他离世之后重蹈复辙。
    我近一次造访是在打出这些文字之前的一星期——它们刊印在《相约星期二》二十周年纪念版上。当时是早秋，学生返校，连帽夹克穿上身的时节，斑斓的树叶在凋零之际变得绚烂夺目。纽顿公墓湿润的草地上已经铺满了缤纷的落叶，我行走在通往那块刻有他名字的小石板的熟悉路线上。
    当我俯身跪下，我注意到他墓碑上的日期。
    我不寒而栗。
    我已远离年轻气盛的自己，此时的年纪更接近我们星期二相约之时的莫里。
    “好啊，教练，”我开始打招呼，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的声音也总是不太自然。“你那边怎么样啊？”
    
    回头重看这本书时，我发现我把莫里和我商量去墓地拜访他的对话缩减了。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安排。他心领神会地咧嘴一笑。
    “不是其他人来拜访的那种方式，”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不要连车子都没熄火就从车里跑出来，把花放下，然后又回到车里……你要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带一张垫子。”
    一张垫子？
    “几块三明治。”
    三明治？
    “还要跟我聊天。聊生活。聊你的问题。你可以告诉我谁参加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
    我笑起来，打趣他。谁会在公墓里面铺一张垫子，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对着空气讲话？
    “他们会把我逮起来的。”我玩笑道。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为什么非要以一个良师的风范来确认我会到场。
    在莫里的内心深处，真正令他惶惶然的并不是死亡。
    而是被遗忘。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其实用不着为此担心。
    我的老教授在他去世之后比他活着的时候声名更盛。自从这本小书（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支付莫里的医疗费）于一九九七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小学、中学、大学纷纷将其纳入课程安排，这一点就足以让莫里无比欣慰了。此外，一部电视电影，一部常演不衰的话剧都让他的智慧在舞台和屏幕上散发持久的生命力。
    但我相信，莫里为渴求的应该是在他的家人和朋友心目中保持鲜活的记忆。他的愿望在他的骨灰入土二十载后显然已经实现。
    而我们这些人呢？
    我曾引用过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歌，讲的是一个男人听见墓穴中传来声音的鬼故事，那些声音在哀叹“第二次的死亡”——黄土埋骨之后，有关逝者的记忆逐渐褪色，即将湮没于时间的长河 。
    这是我经常关注的问题。我记得在我的著作《来一点信仰》中文版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我写到犹太教拉比阿尔伯特•刘易斯思索自己究竟能被记住多久。他的担忧似乎毫无必要；他在社区当中拥有如此众多的仰慕者。
    但他仍然促使我去思考。他的孩子，他说，当然会记住他。他的孙辈也可以。但孙辈的孩子呢？也许通过照片能记住。还有孙辈的孙辈呢？好吧。问问你自己。你能拼出你的曾曾祖父的名字吗？
    现实就是，如果没有做出某种名垂青史的事情，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指望在两三代人之后还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被回忆和纪念。那么，我们能指望什么来延续生命呢？我的老教授经常引用的那句“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感情的联系” ，又如何才能实现？
    像莫里这样的人，活着的时候既不富裕，也不显赫，没有家喻户晓的名气，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想我知道答案。
    
    过去偶尔有些星期二，其他人也会去拜访我的老教授。而他们肯定是趁我没有预约的时候过去。时间久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许多抱着要为莫里打气的决心过来的人，他们在他的办公室待上一小时就会激动得泪流满面。可他们不是在为莫里悲伤的命运而哭泣。
    他们在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离异、自己的问题而哭泣。
    “我进去，想鼓励他振作起来，”他们会这么说，“但很快，他就在询问有关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就告诉他，他继续再问，我又老实告诉他，然后我就开始哭起来……”
    “我进去是想要安慰他的，结果我反而被他安慰了。”
    终于，在一个星期二，我直截了当地问莫里。
    “我弄不懂，”我说，“要是谁终有资格说，‘咱们别讨论你的问题，来讨论我的问题吧，’那个人就是你。你是个病人。而且病得很严重。你为何不索性接受他们的同情呢？”
    莫里挑起一侧的眉毛。
    “米奇，我为什么要索性接受呢？接受只会让我感觉自己行将就木。给予才让我感觉自己真切地活着。”
    给予才让我感觉自己真切地活着。
    这句话鞭辟入里。
    而且富含真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反义句就是谬误。接受从不会让你感觉自己活着。接受也许是市场营销、商业主义、麦迪逊大街 的基础，但我们知道莫里是如何谈论“不要盲目地相信文化”的。接受一辆新车，一套新衣服，一台新的平面电视，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你感觉自己活着。它们只是短暂的刺激，当新鲜的气味散去（或者质保单过期）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
    莫里深谙此道。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许多财产都能被定义为“老式”。他的投入在于一些别的东西：将自己给予他人。在某一时刻，在他弥留之际，这成就了他的不朽。
    给予即是活着。
    
    而这句话就是本书传达的要旨——在出版二十年后，我可以这样回答读者们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诚然，其他充满爱意的思想和格言也是莫里教导的精义。在人生中任何特定的时刻，这些话语都有可能在你的脑海出现并给予你启示。我知道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时刻。
    但是，“给予即是活着”不仅仅是莫里口中的箴言。这是他的哲学，他存在的理由，甚至可能是他的秘密。
    至少这对于我来说是个秘密，一直要等到他的教诲终扎下根，仿若染剂慢慢渗入布料之后才能洞悉。在他去世之后，我听从他的劝导，更多地参与到社区和慈善工作中，与贫困或弱势群体共事。终，我去了海地，运营一家孤儿院，每月都要去看看情况。再后来——几乎就在我和莫里首次星期二之约后的二十年——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五岁时突然罹患癌性脑部肿瘤。
    又一个我关心并经常探望的人被命运判了死刑。只是这一次，我是长者，她是后辈，中间没有其他人插手。
    所以我带她回了美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样做颇有莫里的遗风，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自己成为了一个老师。忽然之间，莫里在星期二给我上的课统统都要重复一遍了，不仅仅是对我内心的灵魂，还要对另外一个人，一个弱小而可爱的儿童。简宁和我都决心要在时间和药物的允许下尽可能地给予她丰富的生活，教给她所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她与我们相处了一年半的时间，睡在我们床脚下的一张小床垫上，对她的付出和给予成了我执着的事，占据了我多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我近一次去莫里的墓前告诉他的。我正在学习到的。给予即是活着。教练，你说得太对了。
    我想到他说的话，“我将成为你所见过的健康的老人。”我以前也经常说这句话。但现在我知道你不能指望这些事情。你的血液、基因、DNA，还有将来可能出现的意外都不受你的豪言壮语所掌控，不论你是五岁还是七十八岁。
    能掌控的是莫里反复谈到的：某一天，朝你肩头的那只小鸟瞄上一眼，问一个问题：“今天就是我的大限吗？”如果小鸟回答“是的”，你要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
    那就是：你要在你的有生之日不断地奉献。奉献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自己。这就是你如何活下去的办法，活上一天，或者通过其他人世世代代地活下去。
    莫里•施瓦茨没有读到过《相约星期二》的一个字。但他仍然影响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弥留的日子里向一个任性的学生无私地付出，作为回报，我才写了这本书；有人把书传递给其他人，其他人又再传递出去；他的课堂就这样日益扩大，虽然他再也无法讲课了。
    我拜访他的墓地。而你，在读到这些书页的时刻，拜访他的家。我们因此有了联系，不再是孤立的浪花，而成为彼此融入的大海。而联系我们的纽带，那个矮小的银发男人，在感染我们的同时也获得了永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老教授好的遗产。我希望，无论他此时在哪里舞蹈，他都是面带微笑的。
    米奇•阿尔博姆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插图]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谑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细小的接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
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