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以幽默丰富了作品的道德含义，以讽刺揭露荒诞，并通过人物性格和叙述框架使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成为现实，即使《鲁滨逊漂流记》也难以在叙述的刻薄性和多样性方面与其媲美。

　　——（英）司各特

  这本书的文体美妙得令人惊叹，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斯威夫特那样把我们这种困难的语言运用得如此简洁、明快而自然。

　　——（英）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斯威夫特对英国的政治，尤其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

——杨周翰、吴达元《欧洲文学史》

  剧作家盖埃和谢立丹，小说家菲尔丁和诗人拜伦，在他们创作的个别方面，乃是斯威夫特的追随者和继承者。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

第 一 卷

利里普特（小人国）游记

第 一 章

  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处不大的房产。五个儿子当中，我排行老三。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在那里我住了三年，一门心思读书。虽然家里给我的补贴很少，我平时也很节省，但这笔开支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太重了。所以我决定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跟着他，我干了四年。父亲时不时寄点儿钱给我，我把这些钱都用来学习航海以及一些数学知识，对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些都会有用处的。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可以出去旅行。离开贝茨先生后，我回到了父亲那里。在他和约翰叔叔以及其他亲戚的帮助下，我有了四十英镑。他们还答应一年给我三十英镑让我到莱顿求学。我在莱顿学医两年零七个月。我知道医学对于长途航行是非常有用的。

  从莱顿回来不久，好心的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派纳尔船长的燕子号商船上去当外科医生。跟着他我一干就是三年半，航行到过利凡特港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以后在贝茨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在伦敦安顿下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个病人。我租了老周瑞街一所小房子的几个房间；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娶了玛丽·波顿小姐，她是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爱德蒙·波顿先生的二女儿。我们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资。

  不幸的是，两年以后好心的贝茨先生去世了，我的朋友很少，良心又不允许我像其他同行那样胡来，所以生意渐渐开始萧条。和妻子还有其他几个好友商量后，我决定重新开始海上航行。我曾经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几次航行到过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的积蓄因此有所增加。我身边总有大量书籍，闲暇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古代的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到岸上的时候，我注意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也学学他们的语言，仗着自己记性好，学起来很容易。

  这些旅行中最后一次却不那么顺利，我开始厌倦大海，渴望待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生活。我从老周瑞街搬到了脚镣巷，后来又搬到了威平，希望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三年过去了，情况还是毫无进展，于是我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他当时正准备去南太平洋航行。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利斯陀出发。航行开始非常顺利。

  由于某些原因，把我们在那一带海上经历的细枝末节都告诉读者似乎大可不必，只讲讲下面的情形就足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把我们吹到了范迪门兰的西北方。据观测，我们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船员中已经有十二个因过度劳累和恶劣的饮食而丧生，其余的身体也极其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浓雾密布。水手们在离船不到三百英尺的地方发现了礁石；但是风势太猛，我们的船直冲过去，船身立刻触礁裂开。六名船员，连我在内，把救生的小船放下海去，拼尽全力离开大船和礁石。估计只划出去九海里远，我们就实在划不动了，因为在大船上体力已基本耗尽，我们只好听凭海浪的摆布。大约半小时后，刮来一阵北风，突然将小船打翻了。小船上的同伴怎么样了，以及逃到礁石上的或者留在船上的人们的情况，我都不得而知，估计是全完了。至于我自己，只是靠着命运的指引和风浪的推动向前游着，不时把腿伸下去，却总也探不到底。就在我几乎绝望，就要完蛋的时候，忽然发觉水深已经不能没顶了，这时风暴也渐渐弱了。海底的坡度很小，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到了岸上，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又继续向前走了半英里，没发现半点儿房屋或居民的迹象，至少当时没有看见，因为那时我太虚弱了。极度的疲惫，炎热的天气，加上离开大船时喝的半品脱白兰地，使我昏昏欲睡。我在草地上躺下来，草很短，软绵绵的，一觉睡去，真是从未有过的酣畅香甜。估计这一觉睡了起码有九个小时，因为醒来时，正好天已经亮了。我想起来，却动弹不得，我仰天躺着，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我的头发又密又长，也被绑在地上；从腋下到大腿，我能觉出身上也横捆着细细的带子。我只能向上看。太阳渐渐热起来，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听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什么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它轻轻向前，移过我的胸脯，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尽量将眼睛向下看，竟发现一个身高不到六英寸、手拿弓箭、身背箭袋的人！与此同时，我感觉至少还有四十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跟在他的后面。我太吃惊了，大吼一声，吓得他们转身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有几个因为从我身上往下跳，竟跌伤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回来了，其中一个竟敢走到能看清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举起双手，抬眼仰视，一副吃惊的样子，嘴里发出尖厉而清晰的声音：“海奇那·得古尔！”其他人又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但是那时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读者可以想象，我一直这么躺着非常难受。最后，我努力挣脱，侥幸挣断了绳子，拔出了把我的左臂钉在地上的木钉。我把左臂伸到眼前，才发现他们捆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使劲侧了一下头，虽然很疼，但左边捆着头发的那些带子松动了一些，这样能够把头转动两英寸左右。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又跑掉了。于是听到他们齐声高喊，声音非常尖锐。喊声过后，我听见其中一个大叫道：“陶尔哥·奉纳克！”一眨眼工夫，上百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针扎一样地疼；他们又向空中射箭，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一样，我猜想有很多箭掉在我身上（尽管我感觉不到），有些则落在了我的脸上，我赶紧用左手去挡。这一阵箭雨过后，我不胜疼痛地呻吟起来，又开始挣脱。他们比刚才更猛烈地放箭，有人竟用矛刺我的腰部；幸亏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才没有被刺穿。我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躺着别动。我的打算是：就这么着挨到夜晚，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可以很容易获得自由。至于那些当地的居民，如果他们都跟刚才我看到的那个一样大，我有理由相信就是他们将最强大的军队调来与我拼，我也是可以胜得过他们的。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那些人发现我安静下来，他们也不再放箭了。但是随着吵嚷声越来越高，我知道人数正越来越多，并且听到距离我右耳将近四码远的地方，叮叮当当敲了将近一个钟头，好像有人在干活。在木钉和绳子允许的范围内，我转过头去，发现那里搭起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的台子，上面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还架了两三副梯子。台上有个人似乎是个显要，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可是我半个字也听不懂。我还没有说，这位要人开始演说之前，先喊了三声“朗格罗·德胡耳·桑”（这些话和前面提到的那些话后来他们又对我说起过，并且给我作了解释）。话音一落，立刻走上来大约五十个小人，把我头左边的绳索砍断。这样，我的头就可以转向右边，看到讲话人的神情了。他是个中年人，比和他站在一起的那三个人高。那三人中的一个看起来像是侍从，身材比我的中指略长，正替那位要人牵着拖在身后的衣服。……